记忆老西安｜朱文杰：西关正街

一

西关是西安四关之一，在唐皇城西墙顺义门外，曾名顺义门外大街，后称西关正街，东始西门盘道，西至西稍门。1951年把西关正街、西稍门统称为西关正街。1952年拓宽。1966年改为抗美路，1972年恢复原名。

西关正街158号是西关街道办事处驻地。办事处建于1955年，1960年莲湖区撤销，西关办事处归阿房区，更名为土门公社安定门分社。1962年改为阿房区西关人民公社。1965年阿房区撤销，归已恢复建制的莲湖区。1966年改名抗美路人民公社。1972年改西关人民公社，1978年恢复西关街道办事处。

唐代，这条顺义门外大街两边分别有唐代长安外郭城坊里的颁政坊与布政坊，西稍门（西郭门）段南北有醴泉坊和金城坊。

唐末，韩建缩建长安城，只保留了皇城，并将长安县廨由长寿坊（今雁塔区蒋家寨）迁西关正街西头，将今西关建成长安县治小城，与同时在今东关所建万年县小城，成为母子三城互卫形制。《长安志图》：“长安县在西门外”，今陕西省林业厅位置。明代洪武四年（1371）才由此移于城内西大街城隍庙之东（今西安教育学院），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威震关东，陕西总督孙传庭加筑四关城，围绕西关民宅筑郭城。

西关正街是一条文脉深厚的老街，西安市第四十二中学就在西关正街379号，它的前身——敕建冯恭定公专祠。是清末为纪念明代关学大儒冯从吾（谥号“恭定”）而由朝廷下旨建立的。

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陕西长安人，生于1556年，就曾居住在现在的西关正街，明末著名关学家、教育家。担任过工部尚书、副都御史。位于书院门街的关中书院，就是他创办的。

冯恭定公专祠明末被毁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重修。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再次重修时与相邻的青门学舍合并，扩建增设为以冯从吾号为名的“少墟书院”。现西安市四十二中仍保存有重建冯公祠碑，其他文物则敬存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及小雁塔处的西安博物院。光绪三十二年改为高等小学堂，抗日战争时因西安屡遭日寇飞机轰炸，学校被迫停课，其地被空军后勤单位占用，有朋友回忆说，在这里还办了所航空子弟学校，校门在一个高台台上，居高临下，煞是威风。1948年空军后勤单位迁走，又在其地创建少墟小学和文智中学。1949年西安解放后，又为我空军单位占用。到1955年西安市教育局收回创办西关中学，1958年改为西安市第四十二中学。

赵超先生在《悄然消逝的“冯恭定公专祠”》一文中写有：“建在高台上的专祠大门朝向西关正街，……是一座典型的歇山式灰瓦顶建筑，圆木做成的梁架分散屋顶的重力，仅用于支撑的木柱就有5米高。门楣上一块石碑赫然刻着‘敕建冯恭定公专祠’八个正楷大字。两扇木门组成的厚实沉重的祠庙式大门被漆成枣红色，上面装置有象征封建等级与权威的门钉。大门两旁设置有一对青石质的大型石鼓，椭圆形的外观素雅大方，没有繁复的雕刻，只在石鼓表面有一圈乳钉纹装饰。跨过大门，就进入前院，而前院建筑也是专祠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部分。门内左侧有一株130多年的丁香树，树冠茂盛，树干倾斜而粗壮，每当开花时节白色花朵散发出满院清香。青砖铺就的甬道因年深而布满青苔，两旁排列着参天的古柏、古槐，庄严肃穆，映衬出先贤的高洁品行和铮铮傲骨。古树两侧分别为左右厢房，厢房为五间，也是歇山式灰瓦顶的房屋，木门、木窗、木柱、石础，古朴素雅。”

可惜的是由于西关正街道路拓宽改造，原有建筑全部被拆，那棵列入市级古树名木保护名单的白丁香也不见踪影了。

而西关正街东口，有一棵胸径近一米的国槐树，却被保护下来。

专家认为这棵老槐树有近一千年的历史，有人认为是一棵唐槐。国槐是西安的市树，西关正街这棵老槐树就是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在2004年西安市实施西关正街拓宽改造，让这棵古槐占据着半个快车道。原因是为了保护这株古树，市政部门决定将这棵古槐留在原地，为此专门在树周围建了高台围墙，所经车辆自动避让，园林部门也对古树进行了复壮保护。古槐树占道反而成为西安的一大街景。千年古槐为西关正街增色添彩，西关正街也因这棵老槐树而大大提高了知名度。

而每当笔者从此路过，从不觉树碍交通。心中不由感觉西安人生态意识的提升。此槐应称“路中槐”，或“避路槐”。还被戏称为西关正街上不惧风霜雨雪，永远站岗的“交警”。“长安九逵上，青槐荫道植。”但愿国槐荫佑西安，永远郁郁葱葱，瑞雾香风，生机盎然。

二

记得1965年前后西关正街有个茶馆，离那棵大槐树不远，西边王家巷口，刘家羊肉泡馍馆隔壁。当年我正学下中国象棋，从打棋谱开始。西关茶馆就是西安象棋人聚会竞技的重要地点之一，我星期天经常过来观战。这里不同于街道马路沿的野棋滩子，下棋时安静不吵闹，旁观者不能插嘴参谋，墙上贴有“观棋不语真君子”的警示语。有棋盘中间楚河汉界上写有“君子动脑不动口”。不像我见过一家书店门前棋滩子，棋盘写的是骂人的话：“河边长青草，不吃多嘴驴。”意思你有草不吃，在旁边多嘴就成了驴，有人说是雅骂，但也够刻薄了。而旁边观棋的多不管这些，该说该骂绝不停口。有时为一步棋咋走，高喉咙大嗓门，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呼，比下棋的人还急、还激动，真乃皇帝不急太监急。

我对西关茶馆的特别记忆，主要来自我的舅舅。我舅舅名师楷，生于1917年比我母亲长几岁，所以平时我叫舅伯。我舅家住在西门里白鹭湾，与我家隔一个院子。

1966年炎热的夏天，一次我舅在西关茶馆喝茶，和几个老汉们就议论邓拓、吴晗。说他们是共产党中的能人，太有本事了！可有本事就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先挨整。还有一老汉揣着明白装糊涂。调侃说：啥些？你不听电台广播上说，邓拓、吴晗，嫽！没啥嘛？！他们故意把“廖沫沙”用西安方言念成“嫽没啥”，引得轰堂大笑。当年这个段子流传很广，可以说人所尽知。奇异的是“廖沫沙”的“嫽没啥”一语成谶，在邓拓、吴晗俩人皆含冤自杀的残酪环境下，他却活过了“文革”，活成84岁高寿老人。

我舅舅回来给我说：“别信报纸广播上哪一套，好人就是好人！不过天要大变了，你看西安的娃们家，双手抓地把脚腿倒翻上城墙，耍什么倒栽墙呢？唉！乾坤倒置了啊！”

我1997年参加《老三届故事》电视片拍摄担任编剧，在北京采访邓拓的女儿邓小虹，还把这些说给邓小虹。再见邓小虹时，她说：我回去给我妈说啦，她老人家很高兴，笑着说，那得感谢西安人。

所谓批判三家村，得啰嗦几句，因为怕人们健忘，因为回忆是对历史不懈的追问。

1961年他们三个人在《前线》杂志上发表合作的《三家村札记》而得名。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京剧《海瑞罢官》的编剧吴晗，原因是1959年毛泽东看了关于海瑞直言上书的历史，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中宣部于是指示文艺界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编写颂扬海瑞精神的文艺作品。于是便有了吴晗的《海瑞罢官》，并由京剧艺术大师陕西扶风人的马连良主演，毛泽东观看后大加赞赏。而到了1966年，毛泽东出尔反尔，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和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毛泽东罢官联系起来，纯属属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我感觉这标谁是从1957年反右开始时被美其名曰的“引蛇出洞”政治技俩。批判《海瑞罢官》被称为“文革”导火线。而吴晗被残酷批斗，最后不得已在狱中自杀，家破人亡。

接着就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邓拓被认为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因为邓拓官大，北京市委副书记、《人民日报社》社长，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成了三家村黑店的“急先锋”， 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自然成了陪绑的从犯。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邓拓，并未得到毛的护佑原谅。他的《燕山夜话》和与人合作的《三家村札记》是我国杂文史上两颗灿烂的明珠。却因此而引起的文字狱，使他成了“文革”自杀的第一个文化名人。

我舅舅1935年在陕南参加了红二十五军，当年部队派到西安采购药品，返回陕南时，红军长征离开了。寻不着红军他就只有回西安家中。一直当小学教师，1966年“文革”时在大庆路小学教书。当年，他从西关茶馆喝茶、谝闲传完后，一回学校没两天就被贴了大字报，说他是伪造当红军历史，是革命的逃兵，还被关到“牛棚”。但我舅舅运气还算好，学校小，学生年幼，教师也少。很快，造反派把他当成了“牛鬼蛇神”中的死老虎，斗起来没啥意思，当时矛头已对向掌权的走资派，就被从牛棚放出来，没人管了。因为我舅就是一个普通小学教员，关键也是在小学，我舅说：如果在中学，哪就失塌列，非让红卫兵给斗个非死即伤不可！还幽默的给我说，如果茶馆里的胡说乱谝让人揭发了，弄个现行，包庇“三家村”那还得了，整不死也得脱层皮。

我舅说起他当红军的奇特经历，他18岁时到陕南旬阳县一小学教书，被红军请去，替没文化的兵给湖北老家写信。一来一去被强留在部队，不准走。当时红军在陕南建立根据地，设置什么区政权，要处理乡民告状打官司，看我舅有文化，就把我舅教育了一番，让他当红色政权的什么区长，还派了一个警卫排保护。

蹊跷的是，1970年一天我舅又去西关茶馆，吹嘘他当红军这段谁也不承认还挨整的事。突然，在座的一位老汉站起来抓住我舅的手说：我就是当年警卫你的排长。

因为有了证明人，我舅1973年56岁时成了每月有20元补助，全供应细粮，不吃杂粮的老干部。那位当年的排长比我舅大几岁在北京某部任职，算是高干，已退休。他还证明我舅是中共党员，但我舅说：不是！他记得没面对党旗宣过誓。

我的舅舅在时事政治上是个很敏感的人，他给我说他两次差点惹出事。一次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他上班路上听到广播里播哀乐，到学校后就给同事说：国家死了个大领导。谁知马上被告到公安局，遂被公安派出所人员带走，审问了一上午，他就说听哀乐了，才推断死了大人物。可审他的人说他造谣，诅咒国家领导人。上报市公安局后，上边才马上叫放人，是苏联的党和国家领袖斯大林死了。

无独有偶，1971年“913”林彪死时，他在西关茶馆听人说了，回到学校给同宿舍一位老师说了。谁知又被当现行反革命举报，这次严重了，进了公安莲湖分局。当时林彪之死还没传达到市公局，立即被关押。关了两天，才有人和他谈话，说林真死了，但你还得在这里呆几天。我舅说：当时真有点怕，就说在路上听人议论的，没敢提西关茶馆。于是好吃好喝，还可以看报，在莲湖分局呆了一星期，到传达到县团级时才让他走。我舅给我说时，调侃道：“毛主席说他身边睡了个赫鲁晓夫，那是比喻。我身边才真正睡了个赫鲁晓夫呢？”还说：“你看巷子里小孩整天唱什么‘谁谁谁的光葫芦，黑咧半夜摸牛牛。’林彪就是个秃头光葫芦，他一死，立马没人唱了。自古童谣都隐匿预兆天意呢？”

前边我舅还说了什么倒栽墙，预示着乾坤倒置。你说我舅舅神不神！

那年月我舅最爱给我说这些有趣的故事，我到铜川工作，我舅就给我讲清末时关中道台的儿子被骗进煤窑，后用煤晶刻匾传信被救的故事，我把这段传奇写成15万多字的中篇历史小说《奇匾记》，其中选了5万多字发在的《铜川文艺》上，还获得1981年陕西省文化局主办的文艺创作三等奖。

我舅这个人虽有点迂腐，但人很善良正直，像我外公给他起的名字师楷一样，我舅给我说过“楷”就是“正”，楷书就叫正书。

我舅字写得规整，有功力，一笔颜体，书法上有一定造诣。春节时总给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写春联。他还教我制作麦杆字，让我挑一些较粗的麦杆，泡在水中半小时，取出，用三角刀从中刨开，并从内壁刮平，用浆糊把这一条条麦杆紧挨着裱在一张四尺的纸上。然后他写上字，让我用刀子刻下来，擦洗掉墨迹，再贴在一张大红洒金宣上，就成了一幅金光灿灿的麦杆纸。挂在我舅家厅房的中堂上，好像是一个“寿”字，上世纪六十年代中，给我外婆六十诞辰祝寿。

 

三

西安西关机场，是西安市最早的飞机场。建于1924年，位于西安西梢门附近。

西安西关机场在唐代属于醴泉坊，上世纪的1999年在这里发现了烧造唐三彩的窑址，以及出土三彩建筑构件、唐三彩残器等，被称为古长安醴泉坊窑址。陕西省考古所姜捷先生主持过唐三彩醴泉坊窑址的发掘，他指出：醴泉坊窑址所处时代正是晚唐，其中出土的大量日常器皿证明了唐三彩从冥器到生活用具的转型。这是三彩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他还说：醴泉坊窑址位于当时唐代的西市北边，也可以断定窑产三彩会促进市场销售。而这些产品多为实用生活用品以及建筑饰品。

而西关机场古长安醴泉坊窑址这一重大发现，为了解西安地区出土的唐三彩器提供了实物证据，意义非凡。

西安西关机场建机场之前为清末所建西关大教场，俗称西教场，又称大营盘。1909年陕西组建由汉兵组成的新军，西关大教场为陕西新编陆军混成协的营房所在地和操练场地。

辛亥革命西安起义于1911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爆发。起义组织者上午在西安西关林家坟召开紧急会议，林家坟在大营盘西北，西梢门十字往西二里（唐义宁坊）古景教寺右手。张凤翙、钱鼎、张钫、万炳南等同盟会、新军、哥老会负责人参加，会议推举张凤翙为首领，钱鼎为副职，并决定在当日中午即发动起义。于是，张钫、党自新等率徒手兵数百人冲进军械局，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随即分兵占领巡抚衙门。与此同时，钱鼎得知西关小学堂存有一些枪械，便迅速带百余人到学堂收缴。小学堂的旗兵那里能料得到，顿时都缴了械。将旗人捆好后，钱鼎带人来到西门，见城门还开着，知道起事的事上面还不知道，便冲进西门。钱鼎与张宝麟入据陆军中学校，夺获器械，转而东南。张凤翙率大队为中路接应。不久由西门进城的新军其他各营队，分别进占城内各衙署和军事据点。起义军首先占领城内军装局成立临时司令部，起义军定名为 “秦陇复汉军”， 张凤翙为大统领，成立临时军政府，起义成功后立即通电响应武昌起义，成为全国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

为什么选西关开如此重要会议？应该与参加起义的主力之一为新军有直接关系。当时，张凤翙充任新军协（旅）司令部少校参军兼二标一营管带。

再有，当年西关南火巷口有个茶馆，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革命党人把该茶馆作为秘密联络点，并由新军混成协队官张光奎负责与茶馆联系。联系人为卢慧卿，后俩人结为夫妇。西安起义爆发时，张光奎带领数十名新军士兵，身着便装，暗藏武器，在军装局附近巡查，策应张钫等顺利占领军装局。紧接着卢慧卿也由西门入城参战。张光奎、卢慧卿夫妇为陕西辛亥革命先驱。辛亥光复，张光奎任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府参政兼东路筹饷大使。卢慧卿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巾帼英雄，被誉为辛亥女杰。

西安当年有民谣：“张云山，性子暴，走进西门就打炮。”就是说他率兵从西关进西门。张云山，陕西哥老会的头领，任新军协司司号官。1910年张在西安开了名为“通统山”的山堂，自任山主，“通统山”开堂之后发展很快，陕西新军的总人数不足6000人，在通统山列名入会者达2800余人。辛亥光复，张云山任秦陇复汉军兵马都督。

而作为秘密联络点的西关南火巷茶馆，以及起义军由西关出发，各营队由西门进城的记载，说明西关正街、西门在辛亥革命西安起义中占居的重要一页和光辉历史。

辛亥革命西安起义后十年的1921年，在西关的西安军官讲武堂，一所西北比较大的军事学校内，还发生了一件震动陕西的亊件。就是陕西靖国军旗帜性人物的郭坚，被冯玉祥诱杀的血案。

郭坚（1887～1921），原名振军，字方刚。陕西蒲城人。郭坚出身贫寒。县立高小毕业，书法出众。1911年辛亥革命时，在西安参加起义军。中华民国成立后，任陕西军政府交通司守卫。曾参与召集“刀客”和农民，组成“冯翊营”对清军作战。后在大荔一带收编地方武装，任陆军第六混成旅巡缉营营长。1916年，发起陕西反袁（世凯）逐陆（建章）战争。所部被编为陕西游击军（1917年改编为警备军）后，任统领。1917年，张勋复辟，力倡讨伐，被任为陕西讨逆军总司令，假道山西讨伐张勋。在山西遭反动军阀夹击，失败。同年底，参与发起“倒陈”斗争，组织陕西靖国军，任总司令。1918年，陕西靖国军整编后，任第一路司令。

在陕西，郭坚是一位响当当的历史传奇人物，比杨虎城出道还早，被史家盛赞 “远慕孙中山之革命，近愤陈树藩之祸陕，树立靖国军之旗帜，据凤翔形势富庶之地，纵横渭河南北及关中全部地区，电掣雷轰，骁勇绝伦。正义之处，颇为进步人士所推崇”。

但好人命短，1921年8月13日这一天，年仅33岁的英杰，在西关的西安军官讲武堂遇难。冯玉祥在这里早早派重兵埋伏在议事厅四周，约定摔杯为号，于是，受邀赴宴的郭坚被擒，当场即遭枪杀。而这件令人痛惜之憾事也让西关蒙羞。

后来西关建成飞机场，1930年12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空军第六航空大队第三分队侦察机由郑州飞抵，自此始建军用航空西安站。1931年3月，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在此设立西安民航站，逐步开办国内民航线数条。此后，该机场长期军民两用。抗战期间西关机场一直作为临时机场使用，西安西关机场见证了许多历史。最知名的莫过于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负荆请罪”送蒋中正先生回首都南京，就在这里登机。

1937年冬，西关机场扩建，并设立空军西安总站。1943年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即陈纳德飞虎队）进驻西关机场，以西安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线机场。与中国空军11大队并肩作战，夺回了制空权，为保卫西安立下不朽功绩。当时西安西关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很多，主要是P51野马式战斗机和P47轰炸机和少数被称作黑寡妇的P38夜航机，偶尔也会有B25大型轰炸机降落。

1949后西关机场正式成为西安民航飞机场，是中国距市区最近的机场，距离西安城中心钟楼的直线距离仅4.4公里。五十年代前后机场东边还有一条深达三四米，宽有十多米的壕沟。有老西安说，这条壕沟实际是劳改营的，这里曾有一座主要关押西北军、军北军下层军人的集中营，为西安事变后三四十年代建立的。挖壕沟以防犯人逃跑。后西关机场扩大，集中营撤消，壕沟被借用而留下。再有一说是，1947年9月胡宗南为防解放军解放西安，下令在西关飞机场四周挖壕沟做防卫工事遗留下的。

记得我上小学时1959年前后，经常跑到西关飞机场附近的壕沟外的地里用石头打野兔，挖田鼠洞。还挖出了田鼠挑拣的一个个滚圆饱满准备过冬存粮的一堆黄豆。我们还在壕沟里捉蛐蛐，沟畔上摘酸枣。一次爬上沟，钻过铁丝网，进到机场，企图在里边逮蚂蚱。突然，受到警卫鸣枪示警，忙朝外逃，头顶有子弹嗖嗖滑过，发出凄厉的叫声。一个同学小腿肚子中弹，滑滚到沟沿，我们忙围上去，才发现中的是一颗橡皮子弹，拔掉后起了个水泡，疼得这小子直声喚，这时一架飞机好像贴着我们的头顶飞过。巨大轰鸣声，不是一般的震耳欲聋，是摧肝裂胆感受，好半晌头都是昏沉沉的，耳还在鸣，嘴张开有点合不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被飞机所震慑。西关飞机场给我少年时留下最惊心的记忆。

由于西关机场是距离城市太近，据市中心距离甚至小于现在大型机场跑道长度。而且噪音很大，距离城内建筑过近，于1991年迁至地处咸阳市东北13公里处，改名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2004年12月1日建成的丰庆公园。就是在旧飞机场的原址上建立的。

机场迁走了，但和机场有关的西北航空公司、航空酒店、民航管理局、民航售票处等单位还在西梢门老机场旧址一带。这些部门不少人都成了我的朋友，有任过西北民航管理局宣传处长、西安咸阳机场工会主席的许汉平；从航空公司走出的作家，现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的杜爱民；任《西北航空》杂志总编辑，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会长的傅晓鸣。

在我心目中，傅晓鸣堪称全才，不但当总编，还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书法家、歌唱家。他把对这几门艺术的探索追求，视为人生之三驾马车，终生不辍。早年他曾以独唱获全国性大赛二等奖、三等奖，创作歌曲《当我飞过茫茫戈壁滩》《飞翔在丝绸之路上》等，获全国及省一级优秀创作奖。他还出版有散文集《开心写意》《感悟空间》，合作出版《中华拴马桩艺术》《中华炕头狮子艺术》，其中《开心写意》获西安市第八届文学奖、《感悟空间》获第二十一届“东丽杯”全国孙犁散文奖、报告文学《党建之光》获陕西省作协主办的陕西省首届报告文学大赛最佳作品奖、散文《邮票与书法》获陕西省集邮协会主办的“吉祥集邮”征文最佳作品奖。

我和傅晓鸣从1995年合作，他开始担任我创会的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副会会长兼秘书长，又于2016年接任会长。我们共同组织了数十次陕西省、西安市的艺术家采风活动，以及民航系统文学艺术活动，几乎跑遍全省，还去过二十几个省市，新疆喀纳斯、海南三亚、安徽黄山、江苏扬州、苏州，浙江杭州、普陀，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四川九寨等等。

记得我们合作中最重要的是把西安作家、音乐家、美术家、书法家中的顶级大腕，在国家级协会中担任副主席的陈忠实、赵季平、刘文西、钟明善四位先生都邀请到场，参加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兼并西北航空公司的庆贺大会。当时与会的国家有关部门及东航的领导，还有陕西、甘肃两省的领导，纷纷到这张桌子上敬酒，说向四位国家副主席敬酒！在座的一位有心人对我和傅晓鸣说：四位副主席的陈忠实、赵季平、刘文西、钟明善共同出席一个会，坐一个桌，这是头一次。现在看来，应该是唯一的一次啦！

值得一说的还有，傅晓鸣为我文学创作写了多篇十分用心的评论文章，例如：《朱文杰的诗与画》《朱文杰的乡音乡情～读〈吉祥陕西〉〈记忆老西安〉有感》。这些都让我感动！我们二十多年密切合作，友谊历久弥新。

还有《西北航空》杂志社的编辑，也是我十多的合作伙伴王文明、范登科，也是相当不错的作家。王文明著有散文集《一代名旦魏长生》，范登科是一位青年诗人，如今已是改刊为《东方商旅～云中文化》杂志的总编辑。以及西北航空公司的青年作家吕虎平，民航售票处的主任乔丽萍。在民航售票处的工作过的还有一位业余作家，陕西省作协会员的王斌，她以笔名芳菊著有散文集《寂静的腊梅花》，她还多次参加我主持的集邮征文，创作有《方寸里的乾坤》《邮票上的梅花》《邮票上的国宝》等。还有书画家、摄影家等几十个朋友。

1994年前后我被聘为西北航空公司青年文学笔会中心的顾问，接着又被聘为《西北航空》杂志的特约编审，一下兼职干了二十多年。现在仍是由《西北航空》改刊《东方商旅•云中文化》杂志的特约编审。在这个航空杂志上曾发表了我最早的一批游记散文，收入我的两本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中。我第一次坐飞机，就是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还是免票，享受特等舱待遇。

我的几位好友还调侃说：“只知道火车有免票，今日才知道飞机也有免票。”确实，我们这一代，主要指广大平民阶层的人，还真是算赶上了好时代，我们的父辈一生中有几个坐过飞机。不是西安还流传有，谁谁谁真伟大，一辈子没耍过大哥大嘛！因之由于本人平头老百姓的身份，第一次坐飞机已是羞于出口的新世纪的2002年了，离退休只剩六年天气。坐飞机这等幸事，能轮到我，这都得益于西北航空公司，而且仅两年多时间我竟然就坐了八次，过足了瘾。

一次安排采访机长，还进入了正在飞行中的飞机驾驶舱，与驾驶飞机的机长合影。我还和这位开过歼击机的机长开玩笑，因为飞机从西安飞南京，当时正经过河南，他说他是河南人。我调侃道：“谁说俺们河南人只会开火车，火车不会拐弯。俺们还能开飞机，飞机在天上可以随便拐弯，想咋飞就咋飞！”语言未落机长就反驳我：“飞机有航线，不能胡乱飞。”当时天色已晚，正巧飞机舷窗外只见从北边飞来一架闪着夜航灯的飞机，直向我们飞来。我问这飞机航线也互相交叉，不躲开撞上了咋办？他答：“这你放一百二十个心！飞行高度不一样，人家在高处飞，相差一千多米呢。”

可以说我与西关机场、西北航空公司缘分太深了，几乎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西梢门什字向南二百米有我熟悉的中国民用航空西北管理局，九十年代末我认识航空西北管理局宣传部长许汉平，并成为来往较多的好友。后许汉平调咸阳国际机场的西部机场集团任工会主席。2007年6月受邀我与汉平友组织西安市诗书画采风团，赴宁陕县西部机场集团的扶贫点旬阳坝镇，及江口镇采风。我还多次参加他们组织的一些文艺宣传活动，记得还担任过评委。

西梢门什字还有一家空军的家属院，我的朋友空军第三导弹基地司令刘一恒先生在这里住，我们多次聚会，一起出外采风。他是费秉勋老师介绍给我的，费老和刘司令是多年的老朋友。刘一恒年轻时曾在甘肃山丹的某空军基地服役，艰苦创业，顶风沙战严寒，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河西走廊，度过了他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认识时他任驻跸咸阳的兰州空军导弹旅旅长，后升任空军西安导弹基地司令员。

刘一恒（1944－2017），陕西乾县人，他1968年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特邀研究员，空军少将，西安交大兼职教授。长期从事系统工程、计算机模拟、决策科学的研究与应用。

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易学专家，中国易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华易学大会副主席。曾将易学“象数思维”“象数模型”引入现代决策、计算模拟、系统仿真等研究领域，获得7项科研、学术成果奖，5篇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在我心目中刘司令是一位奇人，他还担任西安大观决策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易学院首席顾问、国际易经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等。2000年入选《中国当代易学文化大辞典》，2001年入选《乾州古今名人传》。在《掌上奇门》一书中负责编审。由于他在易学研究上的特殊贡献，在2007年哈尔滨举行的“第十回世界易经大会”上被授予“世界著名易学导师”荣誉称号。刘一恒先生是我遇到的一位博学智慧、思维超凡，待人和善可亲，非常谦虚谨慎又低调的大好人。

另外，五六十年代西安到兰州的西兰公路长途客车发车的起点站就在西安西关。

我在成都的文友，军旅作家杨景民给我说过，他1950年就出生在西关的西梢门之西。我们1985年在成都参加中国作协《小说选刊》全国编审工作会议时认识，我当年代表西安市文联《长安》文学月刊社赴会，杨景民是专门到我住处来认乡党的，而一见如故，一下成了挚友至交。接着1986年我和夫人回四川探亲，时任成都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化处长的他，派了一辆吉普车，安排我们去了武侯祠、杜甫草堂等景点。还向我约稿，我回西安后写了一大组诗，其中《茂陵石刻意象》发表在杨景民参与创办，并任主编的《西南军事文学》上，接着又发了我的组诗，有《八阵图》《李广射石》等。上世纪80年代末，我接连在四川文学刊物上发表诗歌，《星星》诗刊年年都发，还有成都市的《青年作家》等，以至引起几位四川诗坛大腕的注意，有流沙河、木斧、雁翼、叶延滨等，其中老一辈诗人木斧、雁翼还都主动为我写了诗评。1992年雁翼老先生还邀我赴深圳担任他在香港注册的黄河文化出版社的副主编。可以说天府之国的成都成了我诗之福地。

四十年来，我们一直来往，我每次去成都都要和杨景民老友见面叙旧，说说西安的变化。杨景民先后任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成都军区政治部战旗话剧团、战旗歌舞团团长、战旗文工团政委等。他还被授于文职少将，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文学成就丰硕，出版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剧本选集多种，作品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国家图书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等，这些都让我佩服，也为从西安走出去这样一位优秀的军旅作家而自豪。

四

西关剧场，位于西关正街92号，南小巷东侧，原为新民社演出剧场，解放初期以席棚搭建而成，后来改成砖木结构。是1956年兴建的。当年只演戏剧，是原西安市文化系统的一个专业剧场。现在是西安市西关影剧场。

西关有个秦腔剧社的新民社，西关的新民社和西关剧场的创建人都是秦腔表演艺术家王正秦 。1949年王正秦在一王姓富商帮助下出资买了西关八家巷口的一块地皮，以股份制形式建起了比较简易，席顶棚的西关剧场，首先保证舞台结实，能演武戏，能挂大布景，台口能挂大气灯。有街巷老人回忆，当年在西关剧场看戏，买竹签代替门票入场，进场后只能站着看戏。剧场改建后才有了座位。我六十年代到西关剧场看过几次戏，学生娃没线，只能买站票，一张票2毛钱。在这里主要看秦腔，有时也演眉户剧。记得看的秦腔有《辕门斩子》《五典坡》等。

我第一次登台演出，就是在西关剧场。用口琴为男声小合唱伴奏，时在1965年，我在西安市27中学上初中三年级，参加莲湖区举办的什么“抗美援越文艺演唱会”。唱的那首歌不怎么好听，较生硬，名字自然也记不清。

1969年元月我被分配到铜川商业系统，一去就参加了文艺宣传队，在乐队拉二胡。1970年我调入铜川市歌舞团乐队拉贝司，生命中有了八年的演艺生涯，忘不了的是这起初第一次登台的西关剧场。

1975年前后我所在的铜川市歌舞团在西安参加全省文艺汇演，汇演结束后又在西关剧场进行了约一个月的商业演出。

我西安的家离此不远，在西门里的白鹭湾，我的父母、外婆、舅舅等亲戚和不少年轻时的同学、玩伴，都分别被我邀请来看演出。我当时任乐队队长，还负责团里的外联，好在掌握一点赠票。尤其后十几天票只能卖出去多半场，赠票就更多了。西关剧场比较简陋，没有乐池，我们只好因陋就简从前排隔出过道和一排座位，充当乐池。这所谓乐池前一排座位，旁边都空着，成了我们乐队不要票的特座，而且我们全团120个成员中三分之一都是从西安到铜川的，西关剧场成了团员家属看自己儿女演出，并为之助阵的重要剧场。

当时看演出的观众还算可以，但说老实话水平不咋样。所以，除过礼拜六、礼拜天，观众坐半场成了规律，但还不至于惨不忍睹。

一次我在观众席观察演出效果，听到几个买票进场看演出观众的议论很有意思。一个说：演的啥吗？上当了！一个马上制止并给周围一起来的几个年轻人说：回去不准说铜歌演的不好，让厂里那些瓜货都来上当，要不光亏了咱。还有，对我们一个唱花腔的女高音独唱节目，听不惯，嫌刺耳，其中一个河南口音，好像是头头的，却拚命搧动周围人鼓掌，要求返场。“都给俺鼓掌，喊，再来一首，娘的，让她唱，唱死去球。”还真让我团的女高音独唱返了五次场，闹得演员特兴奋，我给乐队几个人说了真实情况大家一下笑成一团。十年后我还为此事写了一首诗《无题》，发表在1987年一期的《星星》诗刊上，并得到了《星星》主编叶延滨的好评，就是他把最后一句“唱死去球”改为“唱死去吧”。意思是脏字不入诗。

当时我们就住在西关剧场招待所里一排房间里，而我住在后台。剧场里还驻扎有西安市一杂技团，每天早晨5、6点起来练功，练柔术、高车顶碗、抖风竹、叠罗汉什么的，很勤奋，也很辛苦。我乐队的一个人来了兴趣，还偷着骑人家的独轮高车，从车上裁下来，人没摔坏，把独轮车木头座子给摔断了，人家还来找我索赔，赔了几块钱已记不清了。反正在我的演艺生涯中，西关剧场令人难忘。

 

五

西关正街上有一家饭店很出名，号称陕西官府菜的主营店，就是桃李春饭店。解放初好像叫服务大楼，我一个家住香米园的远亲伯伯曾是这里大厨，记得小名叫财娃，我叫他财娃伯。我跟着我外公去吃过饭，六十年代我还在这家饭店吃过一次婚宴。

饭店位置在西关剧场东边五十米左右的西关正街2号。曾经还叫过安定门饭馆。后来成了西安旅游饮食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桃李村饭店。为什么把“春”改成“村”，其内情有点意思。因为有人认为“桃李春”中的“春”，有春楼妓院的嫌疑。看来，起名字中大有学问，这是西安人的讲究。记得“文革”中把西门里西南城角的四知村改为迎春巷，就曾在民间引起不小的争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1994年，唐代英担任西安桃李旅游烹饪学院院长、桃李村饭店总经理。她的姐姐唐代蓉，是我参加陕西老三届活动的朋友。因之被她邀请去过几次桃李村饭店吃过饭，还参加唐代蓉为儿子在这里举办的婚礼。2017年春天与唐代蓉、唐代英聚会才知这名字就是唐代英任总经理时力主修正的，上级开始还不答应，说：改桃李村，咋像进咧农村呢？唐代英回答：唐诗中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嘛！还给我说：当年西安几家叫春的酒店都不景气。什么四季春、曲江春、春发生。她心中实际想的是我一个女的来这里负责，叫个“春”不美气。而我想，她从唐诗获得灵感，改桃李村，是不是和她姓唐有点关系？

其实杜牧诗中的“杏花村”，专家考证就在他故乡长安旁边樊川八大寺之一的牛头寺。杜牧年轻时在牛头寺西边念书，这里有个村叫“杏花村”。唐代诗人温庭筠在《与友人别》一诗中也提到：“晚风杨叶社，寒食杏花村。”而杜牧晚年与温庭筠交往甚密。

查这桃李村饭店简介，说它已有50年历史，前身是名震大西北的“天和兴”，是民国时期军政要员经常莅临之饭店。主要特色有葫芦鸡、糖醋松鼠鱼、炝鱿鱼、糟肉,以及黄焖鸡、小酥肉、八宝饭、粉蒸肉、四喜丸子等蒸碗系列。

果然改名后的桃李村饭店，一举扭亏为赢，脱胎换骨，获得翻天覆地变化。他们研制的“陕西官府宴”获陕西省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优秀成果三等奖。桃李村饭店被省饭店协会、市政府授予“中华老字号”。同时桃李村饭店成为始建于1975年的西安桃李旅游烹饪学院的实习饭店。旅游烹饪学院2007后迁到西安市红光路中段6号。2016年笔者有幸被聘为大众评委，参与在西安桃李旅游烹饪学院举办的西旅集团第四届职工技能知识（烹饪技能比赛）。那天与西安饭庄李源、老孙家饭庄王峰等名厨，一起品尝了500多道菜，西旅集团的副总冯凯和负责宣传的项小羽问我，有什么感觉。我说：“把我尝瓜咧！”

六

再就是西关正街167号的西安市电影公司，与林业厅隔一条兴学巷。

兴学巷被誉为长安十二名巷。得名源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冯从吾祠修“少墟书院”时，门额题“兴学”二字。1935年在相连的安庆寺和洪福寺庙址，兴办学堂，而称之为兴学巷的。

当年西安市电影公司还在西关正街时，我也经常过来，还曾被聘为西安市青少年影评征文的评委。由西安市财政局《西安财会》杂志负责人程雪门，西安市电影公司张蕾联系和我共同组织赴江苏宜兴、无锡采风。而由电影公司干部张蕾牵线推荐，陕西英才组委会邀我创办《英才》杂志，并聘我为执行总编，总编是史工民，张蕾为副总编。我们一起合作连续办了两年《英才》杂志，合作特别愉快。后西安市电影公司划归曲江管委会迁走。

说到小时候看电影，北关有一个露天放映场，因为票价低，我也常来。我的校友李平安回忆：“对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西关电影放映场，小时在那里看过好多电影，一张票五分钱，有时连五分钱也掏不起，就往里混，或看半场电影。”李平安还说，他和我的另一位学友，外号叫油糕的张国维，经常撘伙来看电影。

兴学巷西边西关正街233号的林业厅，曾为长安县廨旧址。也是我经常去的地方。

先是结识了在林业厅任职的山水画家郑天欣，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协会员，中国林业文联理事，陕西省山水画研究会副主席。2001年10月我主持陕西大唐集邮文化周书画摄影展，邀请他创作山水画《山水有情》参展，并入选中国邮政邮资明信片。2007年我还为他的《天高云淡》《萧瑟秋风》两幅山水画配诗，刊在我主编制作的2008年“诗画缘”台历上。给《天高云淡》配的诗中，有这么几句我的感觉还可以：

“天高是让鸟的翅膀拓展的／而云淡是因了阳光的野蛮／一峰直仰一峰弯的山沟里／如沐清气煦风／那满眼蓬勃的绿／层层叠叠围拥而来／格外的透亮明鲜／向蝉声扔去一块石头／惊飞的却是一群山雀……”。

我们还一起去安徽采风，登黄山，游西递宏村、巢湖，以及去马鞍山市的长江采石矶拜谒李白墓。郑天欣老兄当年就住在兴学巷口的林业厅家属院，后搬到市第五医院对面一小区里。

从林业厅走出的画家中，还有我的朋友尹君禧，他是西安山水画院副院长，我们也多次出外采风写生，参加笔会，记得去过省内不少地方有安康紫阳、铜川玉华宫、汉中黎坪等。

在这期间我去过设在林业厅的陕西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为撰写邮票上的野生动物文章，咨询有关秦岭四宝熊猫、朱鹮，以及红腹锦鸡、天鹅、金钱豹、金雕等野生动物的现状和资料。还认识了林业厅林业信息宣传中心主任、摄影家关克。当时我的朋友刘新中帮忙编辑关克任主编的《陕西林业》杂志，在2003年第4期上发了我的一大组诗《山水灵音》，总计十一首，给了极高的规格。

2007年10月份发生了陕西镇坪农民周正龙，拍摄华南虎照片事件，我当时正在主编陕西的《英才》杂志，专门去林业厅找关克，并复制了周正龙拍摄的老虎照片，还没等我发出，就演变为华南虎假照事件，成为当年轰动中国的舆论焦点。镇坪农民周正龙被贬称为“周老虎”，当年林业厅一副厅长和关克被牵联进去，并被撤职。这让我很震惊，开始庆幸自己没被牵扯进去，后来见关克一直为一个农民身份的周正龙申辩，因之对关克产生敬意。我当年虽然与关克来往不多，但确实相信关克的人品，否则他不会在全社会那么大疯狂的围剿下，周正龙还被判了刑，他还坚持这是冤假错案。我不是挺虎派，更不是打虎派，仅仅是一位旁观者，但我不愿随潮流走，随便表态，在心里暗中为关克祝福，愿他能走好运，也相信华南虎事件——真相再遥远，但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2016年8月15日初稿
2018年7月20日修订